[摘要] 本文梳理了关于《共产党宣言》产生的各种看法，认为《宣言》的诞生时间应在1847年12月11日前后。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包括《宣言》引言及第一、二、四章内容，马克思返回布鲁塞尔 后补写了第三章。恩格斯的作者地位，是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所赋予的。
    1847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就这一史实的具体细节而言，目前仍有不同说法，存在着一些争议。比如，委托的真实性，《宣言》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对《宣言》的贡献等。本文拟对有关材料做进一步解读，力图还原这一重要国际共运史实。
    一、草稿说的循环
    了解作品的创作过程，作者的叙述是最可靠的依据。但是，马、恩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叙述，给人感觉出入颇多，不能吻合。至于旁观者的回忆，可能把自己的记忆跟当事人说法整合在一起，其可靠性需要斟酌。史学家往往要取舍和裁剪不同说法，构建一个有依据的合乎逻辑的叙事。了解《宣言》创作过程，从史学家的视野切入，或许更有助于我们厘清史实的本真。《马克思传》作者梅林，最早发表了同盟中央委员会催促马克思交稿的决议信，其著作中对《宣言》也多有涉及。
    关于《宣言》的产生，较早的作者叙述见于1860年《福格特先生》：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辩论后，通过了由马、恩拟定的《宣言》，该宣言在1848年初出版[1]。需要说明的是，《福格特先生》一书在伦敦出版，流传不广。跟1860年马克思的说法相比，1872年德文版序言的表述有些不同：代表大会委托马、恩拟订党纲，“《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2]。1872年德文《宣言》版本特殊，印量极少，梅林在1877年尚不知这一版本的存在[3]，更无从得知作者的新撰序言。因此，从1877年《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个历史的尝试》初版，到187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与教训》第二版，梅林虽几次提及《宣言》，但表述杂揉了多种说法，不免失于确切。1880年初，《凉亭》杂志连载梅林所撰《社会民主党史》，其中关于《宣言》的叙述，算是大体上可靠：1847年二月革命前不久，马、恩拟定的《宣言》作为同盟纲领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并以丹麦文、德文、英文、佛拉芒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在欧洲传播[4]。
    在1885年《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都提到了《宣言》的写作过程，说法稍有不同。“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似乎可以判断《宣言》的写作过程是在大会结束之后。这就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拟订、讨论和通过党纲，既然大会委托马、恩在会后撰写而且完稿后直接送伦敦付印，那长时间的大会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还有多少意义？同盟对待党纲拟定的安排是否失于谨严？
    对这个问题，梅林应该有过考量。或许参考了《福格特先生》中马克思的说法，在189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梅林采取了折衷的“草稿说”：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以宣言的形式确立同盟的信条。大会就马、恩提交的草稿进行了讨论。经起草者阐释，代表们的疑惑消除了。大会一致委托马、恩修订用以公开发表的定稿《宣言》[5]。考虑到党纲的产生程序，或许梅林更倾向于认可代表大会确实通过了马、恩起草的纲领。1911年《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中，梅林干脆省略了委托之说，从大会一致通过马、恩提交的草稿，直接过渡到1848年2月《宣言》问世[6]。
    现在来看，梅林的思路并没有错。但是，1848年1月24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催促马克思交稿决议副本的出现，证实了《宣言》在大会后起草的可能。1911年4月《新时代》杂志上，梅林首次刊出了催稿函，并议论说这是“施特劳宾人”（德国手工业帮工）对“笔杆子”的不信任[7]。1914年《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导言里，梅林再次引用催稿函。就《宣言》的产生过程，梅林进行了修正，放弃了此前的“草稿说”：大会主要任务是商讨新的纲领。就其要点，大会至少讨论了十天。马、恩被委托修订同盟的宣言[8]。修订的前提是草稿的存在。若无草稿，纲领修订又从何谈起？1918年出版的《马克思传》中，梅林以“编订”一词代替先前的“修订”：大会委托马、恩以公开宣言的形式编订共产主义原则[9]。《宣言》怎么产生的，梅林可能始终都不明白。
    同盟中央委员会催稿函是梁赞诺夫最早发现并交梅林发表的。在1923年俄文《宣言》注释本中一个脚注里，梁赞诺夫特别提到这点。在为该版所撰历史引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梁赞诺夫对委托一说做了否定性修正：大会委托马克思起草纲领。“Марксу”一词字母间还加上空格，以强调受托者只有马克思一人[10]。凭一纸抄稿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免有些武断。阿多拉茨基主编的历史考证版打圆场猜测：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大会委托马、恩两人起草纲领，但负责写作和交稿的只是马克思一人[11]。这种解释令人不知所云。到了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年表》，直接认定了大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宣言》[12]。
    催稿函的发现，没有让史实脉胳更加清晰，反倒是更为扑朔迷离。大会究竟委托一人还是两人？如果认定委托马克思一人，无异于把作者的叙述当成不实之词。此事非同小可，需要有个说法。马丁?洪特猜测，可能中央委员会得知恩格斯回到巴黎，所以催稿函只针对马克思一人[13]。这样解释无法令人信服。各种看法中，有两种见解较有见地：克利姆认为，手稿送往伦敦付印之前应该存在一个马、恩合作的初稿，否则，马、恩共同创作《宣言》一事，难有合理的解释[14]。另据迈泽尔猜测，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马、恩拟订的草稿。马克思回布鲁塞尔后，独自承担了修订草稿的任务[15]。这两种观点又回到了梅林的起点。
    二、同盟中央委员会催稿函再解读
    梁赞诺夫引用同盟中央催稿函时有点纰漏，忽略了抄本中“letztem”一词下的底线[16]。据说，梁赞诺夫学风严谨，曾为考证马克思手稿中的一个逗号，连夜上了没有供暖的四等车厢从维也纳赶往伦敦[17]。但抄本中的这条底线，却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同盟中央委员会催稿函局部图]
    “letztem Kongre?”中译“上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很清楚，马克思仅参加了一次代表大会。照理说，大会结束才一个多月，使用“letztem”一词都多余，加底线重点强调就更没必要。底线应有其特别的用意。笔者认为，“letztem”并非指上次代表大会，加底线是在提醒马克思做出承诺的具体场合，即最后一次的代表大会会议。
    中央委员会决议是布鲁塞尔区部的菲力浦?日果抄寄给马克思的。日果在1848年1月28日给马克思信中提及收到了公文，并逐字逐句转抄给马克思。公文抄本下方，日果还特别注以法文“Pour copie conforme”（原本照录）[18]。决议要求马克思把稿子及时寄到伦敦，否则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为什么要两次强调原本照录呢？可能的解释是，日果没看懂，只好比着葫芦画瓢。观察抄本字迹，其中个别笔划有异常之处：“Manifest der k. Partei”词组中，“Manifest”一词不及下文中的同一词流畅，其字母“t”的末笔拖长，似有刹那停顿。“der”写法也不寻常，似乎是字母“r”的末笔断开后，另加小横杠以示延长。或许当时情况是这样，抄录者对“der”与“k.”之间是否有破折号或连字符拿不定主意。若有破折号，词组意义无法理解；若无破折号，又明显不似“r”的末笔。故抄件采用模棱两可的方式：既像字母“r”末笔拖长，又像破折号或连字符。
    1847年至1848年初，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及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公函多由卡尔?沙佩尔执笔。沙佩尔信函手迹中，使用破折号极为频繁。有的加在段落中间，有的几乎每个段落末尾都画一道细线。可以猜测，因看不懂原信中“Manifest der ＿ k. Partei”，导致了日果的抄写异常。 “Manifest der ＿ k. Partei”之意，是《共产党宣言》缺少的那部分。中央委员会提醒马克思交的稿子，是马克思在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承诺撰写的《宣言》部分章节。
    谜底容易猜出了：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所说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个包括引言及第一、二、四章内容的文本。马克思返回布鲁塞尔后，撰写了《宣言》第三章。
    以下几点支持上述推测：1、《宣言》第三章提纲写在“1847年12月布鲁塞尔”《工资》笔记本的封面上[19]，这似乎表明，马克思把它作为前期写作的尾活来对待；2、《宣言》第三章第3节中，“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句中引用第一章标题不准确。马克思撰写该节时，第一章稿子可能不在手头；3、第三章结尾，“在英国，有欧文派反对宪章派，在法国，有傅立叶派反对改革派”。第四章开头，“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关系”。虽然第三章结尾和第四章开头都涉及宪章派，但前者所说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宪章派之间关系，后者所讲是共产党人同宪章派之间关系，前言与后语不搭界，再加上“看过第二章之后”一句，第三章与第四章的衔接上有明显的错综和突兀感；4、在分析《宣言》四章的叙述风格、行文节奏、篇幅长短差异时，聂锦芳认为中央委员会催稿函导致作者匆匆煞尾。有学者反问，如果当时马克思写《宣言》时间真那么紧缺，为何还要把第三章扩写这么多呢[20]？分析叙述风格和行文节奏时，聂锦芳认为从第二章开始语调加快且以句为段。笔者认为，第二章与第四章的叙述风格具有一致性。第三章与第二、四章相比，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5、第四章开头，“看过第二章之后”中的“第二章”初版德文为“Abschnitt 2”，可能起初各章序号使用了阿拉伯数字，因新增的第三章各节序号使用了阿拉伯数字，各章序号只好改为罗马数字；6、《宣言》初版第一批印本中，正文第17页的页码被误印成第23页。据迈泽尔推测，可能因为第17页为第2印张，排字时根据印张折叠方式把页码错排[21]。这一说法无法令人释疑。从印刷角度说，印张折叠是摆版而非排版时考虑的，页码是在装版时加上的。设想一下，若《宣言》引言及第一、二、四章已经装版，第四章的末页正好是带印张2标记的第17页。增补第三章后，第四章末页就变为23页。在重新装版并调换印张2标记及页码过程中，出现了颠倒混淆。7、1850年11月，伦敦《红色共和党人》刊载《宣言》英译本，题记（或按语）的末尾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整篇《宣言》都是在二月革命前写成和付印的（the whole of this Manifesto was written and printed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February）[22]。 《宣言》篇幅很小，似乎不需要“the whole”强调，这暗示了《宣言》的写作与印刷可能是在不同时间段进行的。